温玉成、杭侃、王邦维、张庆捷…各界专家共话“云冈学”未来

【编者按】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460年，历经60余年雕刻完成。云冈石窟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第一次由国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建造工程，是研究古代历史、佛教美术、音乐、建筑等的重要实物资料。

近代对于云冈的研究，始于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出版的16卷32版的《云冈石窟》。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发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文，并于1956年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此后，陆续发表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揭开了云冈研究的新篇章。

进入新世纪，《云冈石窟编年史》、《云冈石窟全集》等学术著作相继问世，廓清了历史上的诸多疑问，为人才、学术、技术等方面建立了雄厚的基石。

2021年2月19日，一个以一体推进云冈石窟保护和“云冈学”研究为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的研究院正式挂牌，命名为云冈研究院。

云冈学包含了哪些内容？ “云冈学”的未来又应何去何从？6月1日，“中国与世界”云冈学研讨会在大同举行，东方文化研究、佛学考古、吴哥窟文物保护等各界专家齐聚大同，共话“云冈学”。

6月1日，“中国与世界”云冈学研讨会在大同举行。

图为研讨会现场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研讨会发言

我到云冈工作还是有一点想法，其实现在山西一直在讲转型，最好的转型我觉得是利用好文化遗产。山西确实是资源太好了，但是现在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所以我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将来能够把云冈学打造成文化的发动机，希望借此也能把大同也打造成特区。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中国与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云冈石窟及云冈研究院的考古、研究现状。

在中国部分，主要围绕云冈石窟1993年和2011年所获得两次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展开，因为大家知道在考古界，进入十大考古新发现是非常难的，也只有云冈石窟拿了两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同时做了一个主持开凿云冈第一期的高僧昙曜的展览，和龙门石窟研究院合作举办了“从平城到洛阳的魏碑流变”为主题的展览。

在世界部分我们举办了三个展览：一个是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支持下，举办了吴哥窟主题展，因为吴哥窟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援助国外文物保护项目，一个是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意大利地中海与东方学研究会的支持下，举办的斯瓦特地区的考古展；一个是在武汉共享遗产研究会的支持下，举办了世界遗产申报预备名单，“万里茶道：从朝贡到商贸，以茶为媒的千年对话”展。

另外在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的支持下，举办了“丝路精魂——古代龟兹石窟壁画摄影艺术展”，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是8个主题的系列的朋友来自四面八方，这个展览能够办成，非常感谢各方的大力支持。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研讨会致辞

云冈学在这一年的成绩很大，首先，各单位组织架构上有了新变化，山西大学和大同大学都成立了云冈学学院和云冈学文化研究中心。许多课题也都报了出来。前不久，关于“云冈学”，大同大学报了58个课题，校内给的资助都是围绕云冈学的，有社会科学、理工科等多学科合作的形式。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中国与世界”，从云冈来讲，确实如此。因为云冈石窟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首先来源于其他国家，在中国落地生根，其影响也远播他地，形成“云冈模式”。云冈石窟不仅是新疆以东最大的石窟，其影响也辐射全国各地，包括敦煌也受到云冈模式的影响。

云冈学至少有以下几大核心部分：

第一是云冈石窟本身，形成了哪些文化，佛像、洞、龛、纹饰，艺术宗教思想等都值得研究，是核心中的核心。“云冈学”离不开云冈石窟。

第二个是宿白先生提到的“云冈模式”的影响。就北方来讲，特别是山西，云冈石窟是第一个石窟，山西北部发现了一二十个石窟，唐宋以来的石窟有200多个。那么这些石窟是如何受到了影响？我认为，它的传播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平城（大同古称）到洛阳，在这条道路上陆续存在很多石窟，当时的交通路线也是文化传播路线；第二条是平城到晋阳到邺城，这个沿途有南线有北线，无论从哪条线上看，每个线都有很多石窟。在这中间有许多变化。从洞窟的形制到佛像的特征都发生许多变化，这是云冈模式的影响，随着时代、地域不同在逐渐发生变化。

第三个，云冈学受到中国特别是平城地区佛教思想的影响。在云冈石窟之前，佛教的影响对象主要是平城，所以出现了拜帝王就是拜如来，没有这种思想的影响力，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第四个，平城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对云冈石窟的影响也非常大。云冈石窟的盛衰发展变化的源头在平城的社会圈和朝廷。

第五个，北朝时期的历史文化。许多洞窟都反映了北魏时期的文化。因此，要想做好“云冈学”，就必须研究北魏时期的文化。

云冈研究院研究员王恒研讨会致辞

应该说，云冈在历史、艺术上都是很辉煌的一笔。 云冈石窟的核心无疑是洞窟、图像、雕刻，而不管是哪一核心部分，都堪称“中西合璧大云冈”。

云冈传统在“改梵为夏”后，并非没有国外的文化元素。如在第9窟庑殿顶下边是科林斯塔柱支撑，是西域文化跟中国文化的融合。第9窟窟门从外往里看，是中国的过梁式窟门，里面往外看是中国传统的栱形窟门，这个创新，后来晚期没有继承，晚期的洞窟既有过梁式方形窟门，也有栱形窟门。云冈石窟发展进入中期后，外来的艺术、建筑形式逐渐增多，数量比早期的还要多得多，而中国的因素也是多得多。这在佛像衣饰、窟门屋檐走向都有所体现。

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第18窟的人物造像中，东方面孔与西方面孔交叉分布，并不是说有你没我，大家都一块在融合。还有金刚像，很多学者认为是胡人的形象，从12窟至30窟，金刚像面孔五官依旧那么凶悍，却有菩萨装。而窟内东方面孔的和端庄的五官的头上有羽冠，这羽冠来自于西方。

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王邦维

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王邦维做了题为《我对云冈学的理解》的发言。他说，云冈学是个新概念，对云冈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看得见的石窟造像的细节、石窟本身，造像本身，虽然造像研究在三代考古人的努力下已经卓有成效，但还要继续出版考古报告，需要做进一步的测量，保护，用新的技术数码技术对它进行研究。二是从精神、文化、信仰、社会政治意义层面来讨论云冈石窟和云冈学研究的意义及其内涵。要有历史的视野、文化的视野、民族文化交流的视野，国际文化交流的视野例如中国与印度、中国与中亚地区、中国内地与新疆地区等的交流的视野，多重视野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意义来讲平城时期是个特殊的时代，对于云冈石窟的意义很重要，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很重要。

从这两个层面来说，我认为，云冈学的研究应该有历史的思路，要有文化的格局。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平城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对于中史的研究很重要。因为云冈石窟是平城时期留下来的具有宗教含义的物质载体，而平城时期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在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的97年间，平城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也可以说一度是国际交流的一个中心。它所形成的制度文化，思想理念，文化形态，对于后来的中国历史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如在北魏的后继朝代西魏、东魏，乃至隋唐，不管是血统方面，还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都有北魏元素。这是有历史根据的。

第一点，石窟的开凿是从平城开始的，佛教与政治之间的深度合作是在北魏昙曜时期开始的。中国最有名的四大窟，最先开凿的就是云冈石窟。当然这种开凿是有政治动机的，是宗教团队和最高政治统领间的互动，而这一点其实也受到了西域，尤其是犍陀罗地区当时的君王和政治、佛教信仰的结合的影响。

第二点，从昙曜时期开始，平城就形成了寺院经济和国家赋税系统结合起来的模式，这对后世尤其有深远影响。

第三点，昙曜留存的历史信息虽然不多，但其翻译的经文里边有几点需要注意，有一些佛经是昙曜和一个西域来的和尚共同翻译的。他提出佛法流传分为24个传法次序，这一理论一直影响到隋唐时期，包括龙门石窟。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是，佛教的形成、寺院的制度，和佛学经典的出现、昙曜做沙门统之前的事情等等，对云冈石窟的形成都是有影响的。为什么凿石窟、怎么凿、谁来提这个建议。我觉得皇帝自己是不会想到的，主意肯定是昙曜或以昙曜为首的团队出的，出来以后皇帝又问你怎么凿？工匠从哪儿来？按什么规矩凿？这其中都是有规式的，有经典作为依据的。经典又会在不断变化，在平城时间变化得不多，保留得还比较完好。可以根据云冈石窟把经典和演变接续起来。

此外，国外僧人在中国的活动、与中国佛教的关系应该纳入“云冈学”的研究范围，应该更多的了解他们在平城时期，在开凿石窟的相关历史年代中，与王朝政治、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民众和石窟开凿、艺术形式、经典翻译、文化变化相关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纳入云冈学研究的范围。

总的来说，我认为，要把云冈学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的大背景下，要从石窟物质文化、艺术技术等之外的方方面面去探讨。不仅仅是对实物的一些形态的描述形态的，而是把它提高到学术层面或者精神层面。学术眼光要放大，放大以后对云冈石窟的宣传、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孙家洲研讨会发言

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关注，都为我们做好“云冈学”提供了有利条件。最近几年，各大学校及相关科研机构都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们的学养、中外学术交流的能力，都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一代。我想，如果要把“云冈学”做得更好，恐怕要在引进、培养学术人才，尤其是青年学术人才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应该要连续地出成果，出人才。

此外，我认为，“云冈学”突出重点的同时，还要注意“做大”，刚才张庆捷先生做了很好的发言，他讲的“五个核心”其实都是在“云冈学”的重点范围之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议案，我也非常赞同。

我想说的是“做大”这一方面，“大云冈”这个理念要坚持下去，就必须有国际视野。也就是说，除了在国内做工作外，还要走向世界。我们可以有一个联想，就是“敦煌学”的研究成果，为什么在国际上先火了？其实不是先把国内的做好，而是国际上先做起来，然后才有了国内对“敦煌学”研究的跟进，后来才有了良性互动，才有了现在这个局面。

当然“敦煌学”能走这样一条路，有它的特定历史背景，但云冈也可以借鉴敦煌学研究的发展之路，努力使云冈走向国际学术界。那么，云冈学研究就应该包括本地资料的整理出版，本地学人研究成果和与国际学术界的长期有效的学术交流，当然也包括把国际上的有关云冈学研究的学人和学术成果引进国内。

再一个“大”就是在涵盖的学术领域方面也尽量“大”一点，除了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到的考古学，尤其是佛教、考古，另外一些学科我觉得应该努力地涵盖进来，比如说图像学、美术史等等。

还有一点，我觉得，“云冈学”研究应该更多的和历史学结合，这一点我曾和杭侃院长有过好几次交谈，应该以大同为中心，容纳历史学的部分研究成果。比如，以大同或云冈为中心，涵盖国家统治与社会管理的课题。另外还可以将历史阶段上推和下移。有些历史现象或者历史问题，我们以前也关注过，但是如以大同或者云冈为中心来思考原有的历史文件记载，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解释。

佛教考古专家温玉成研讨会发言

我今天想谈一个问题是，从“我执”到“法执”。

这个“我执”是说，人的认识总要局限于个人的知识境界，理解水平，而容易陷入执念。而“法执”是指一个行业有相通的意识、信仰，但这并非最终真理。“我执”与“法执”有几个来源，第一个是周公制礼作乐；第二个是孔子作《春秋》；第三个是司马迁作《史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就在我们脑海里，种下了这些文化基因。

时至今日，我本人也是如此，被“我执”和“法执”所制约着、控制着，这种自我觉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80年代的时候，内蒙的考古学者发现了嘎仙洞，原来只知道嘎仙洞的时间是公元443年，后来呼伦贝尔市政府就很着急，想弄明白嘎仙洞里的文化内容。后来，我就被阴差阳错地被请去调研。

在嘎仙洞深处，大概离洞口不到40公尺的地方，摆了一块大石头，周围围着七块小石头。我仔细检查了一下这些石头，最开始怀疑是不是从附近崩塌落下来的石头，后来发现不是，它的石质和嘎仙洞本身的石质不一样，说明这些石头是从外边搬进来有意摆放的。

经过考察，我发现，其背后的问题是八部联盟。在北魏早期存在着一个八部联盟，联盟的主心并不是拓跋部，拓跋部是7块小石头里的一块。而从443年祭祖以后，到东西魏灭亡的90年间，鲜卑族祭祖就祭了一次，这就很奇怪了。这是第一个引起我怀疑。

第二个引起我怀疑的是嘎仙洞的祭祖铭文，现在雕刻的祭祖铭文和《魏书·礼记》里记载的铭文大有差别，《魏书·礼记》称颂他们的祖先是“可汗可尊”。可是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鲜卑人并没有“可汗可尊”这个称呼，可汗可尊这个称呼是贝加尔湖以北以西地区的民族对他们国王的尊称。那么鲜卑祭祖的铭文，为什么会把自己祖宗的官号都弄错了？这就引起我怀疑。

此外，经常参加祭祖的官员中没有鲜卑人，鲜卑人祭祖没有本族人，而且在90年间只此一次，鲜卑人祭祖铭文把祖宗名号都搞错。我一共提出了七八个疑问，这些疑问最后获得了一个解答，这个解答是：拓跋部的祖先是从黑龙江以北越过黑龙江，向南挺进的，他们第一次移居到今天的齐齐哈尔一带。这是拓跋部的第一次南迁。

第二次南迁，拓跋部到了匈奴故地，包括黄旗海、岱海。后边又从和林格尔迁到了平城，平城又迁往洛阳。这说明一个问题，拓跋部原本并非鲜卑人，在他们两次南下的过程中，吞并、融合了很多鲜卑部落，并与之通婚。所以他们这个部落的母系血统中是有鲜卑血统的。

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部落内部对该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公元450年，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血统历史，被北魏世祖拓跋焘下令族诛，在不断地武力镇压下对该问题才逐渐统一了认识。

在公元460年，昙曜凿石窟，提出了为武帝作佛龛，昙曜很聪明，他回避了拓跋氏是否为鲜卑人的争论。而且当时皇帝已经下令禁止拓跋氏祖非鲜卑人的言论政策。这是为了不破坏民族融合，而这一融合恰恰是拓跋氏入主中原的一大人文基础。所以昙曜这一提法就回避了一个很大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