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如来出世，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分形化体于无边华藏庄严世界海。微尘刹土，随缘赴感，应[身]现前。当此之时，宝山[之]相，满月之容，有目者皆得见；狮子之吼，海潮之音，有耳者皆得听闻。而优填王暂离法会，已生渴仰，遂以旃檀刻为瑞相。何况示灭鹤林，潜辉鹫岭，真容莫睹，像教方兴，宜乎范金、合土、刻木、绘丝，而广兴供养者也。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而同久，虑远而功大矣。与夫范金、合土、[刻木]、绘丝者，岂可同日而语哉！

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示）[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教）[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按《北史》，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以东晋武帝太元十（三）[一]年称王于定襄之盛乐，国号代，建元登国。后乃即真，迁都平城，号恒安都，今西京是也。二世曰明元帝。三世曰太武帝。四世曰文成帝。五世曰献文帝。六世曰孝文帝，始都洛阳，改姓元氏。七世曰宣武帝。八世曰孝明帝。孝明之后，权归藩镇，而魏祚衰矣。《魏纪》，凡建寺皆书，而不书此寺。唯《献文纪》书：皇兴元年八月，幸武州山石窟寺。又按《云中图》云：文成和平（八）[元]年、献文天安元年革，兴造石窟寺。然未知有何所据。

今寺中遗刻所存者二：一载在护国，大而不全，无年月可考。一在崇（教）[福]，小而完，其略曰：安西大将军、散骑常侍、吏部内行尚书、宕昌[公]钳耳庆时镌也。[因]岩开寺。其铭曰：“承藉□福，遮邀冥庆，仰钟皇家，卜世惟永。”盖庆时为国祈福之所建也。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按道武登国元年即代王位，四月改称魏王，皇始元年称帝，天兴元（帝）[年]诏群臣议国号，咸谓国家启基云代，应以代为号，帝不从，诏国号魏。天兴至孝文太和（至）[十]三年，凡九十载，而碑仍称代，何也？参稽内典，矛楯为文。《元氏录》云：道武皇帝改号神瑞，当东晋武帝太元元年，立恒安都，于郊西（土）[大]谷石壁皆劖凿为窟，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按神瑞时，明元所改，岁在癸丑，当东晋安帝隆安十七年，在太元后三十七年矣。其舛误如此。《续高僧传》云：沙门昙曜，于文成帝和平中住石窟通乐寺。《大唐内典录》云：昙曜，帝礼为师。请帝开石窟五所。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为尼寺，不言其名。僧法轸为《寺记》云：十寺，魏孝文帝之所建也。护国东壁，有拓国王骑从。《广弘明集》云：即孝文皇帝建寺之主也。帝王于天宫寺以金铜造释伽像。

众记参差如此，竟不知经始在于何帝。以（竟）[意]推之，道武迁都之后，终其世才十年。其间创立城郭、宫室、宗庙、社稷、百官制度，见于史笔，其事实繁。至于凿山为寺，理应未暇。（道）[太]武毁教，末，帝虽感白足之言，寻即殂落，亦非其所为也。献文即位之初，幸其寺，则寺兴于前矣。其间，唯明元、文成二帝。据《录》特标神瑞之号，明元实经其始；《内典录》明载和平之事，则文成实继其后矣。彼《（和）[弘]明》所记，以孝文为建寺之主者，盖指护国而言也；法轸云十寺皆孝文所建，非也。然则明元始兴通乐，文成继起灵岩，护国、天宫则创自孝文，崇福则成于钳耳，其余诸寺次第可知。复有上方一位石室数间，按《高僧传》云：孝文时天竺僧陁（番）[翻]经之地也。十寺之外，西至悬空寺，在焦山之东，远及一舍，皆有龛像，所谓栉比相连者也。验其遗刻，年号颇多，内有正光五年，即孝明嗣位之九年也。然则此寺之建，肇于神瑞，终乎正光，凡七帝，历百一十一年。虽辍于太武之世，计犹不减七、八十年。何（则）[者]？崇福一寺五年而成，以此较之，不为多矣。《录》云魏成于一帝，何其谬欤！此即始终之大略也。

自神瑞癸丑，迄今皇统丁卯，凡七百三十四年。（此即历年之大略也。）｛唐贞观十五年，守臣重建。辽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天庆十年，赐大字额；咸（熙）[雍]五年，禁山樵牧，又差军巡守；[寿]昌五年，委转运使提点；清宁六年，又委刘转运监修。李唐以前，虽无遗迹，以近推远，从可知也。此则历年之大略也。

本朝天会二年｝，｛大军平西京，故元帅、晋国王到寺随喜赞叹，晓谕军兵，不令侵扰；并戒纲首，长切守护。又奏，特赐提点僧禅紫衣，并“通慧大德”号。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此则皇朝外护之大略也。｝

叠嶂峥嵘而西去，长沙浩渺以东来，岚影相连，波声不断，势壮京邑，润分林薮，岂特国家之宝，抑亦仙圣之宅。此则形势之大略也。

峰峦后拥，龛室前开，广者容三千人，高者至三十丈。三十二瑞相，巍乎当阳；千百亿化身，森然在目。烟霞供宝座之色，日月助玉毫之辉；神龙夭矫以飞动，灵兽雍容而助武。色楯连延，则天皇弥勒之宫；层檐竦峙，则地通多宝之塔。以至八部之眷属，诸经之因地，妙笔不能同其变，辩口不能谈其目，巧力不能计其数。（况）[怳]若神游[于]鹫岭，宛如身诣于耆阇。此则制｛度之大略也。

《尔雅》云：石山戴土，谓之崔嵬。此山是山，外积黄壤，中含翠石，高卑莫测，厚薄难知。然而良工预为其制，群匠争奋其力，迄□隳坏，绩用有成。虽大禹之凿龙门，六丁之开蜀道，不过摧其顽险，务于通达而已；方之于此，未足为难。倘非诚心一发，圣力潜扶，安能致是哉？又，护国二龛不加力而自开，以至扣地则神钟｝发响，闻者摄心；琢石则醴泉流出，饮之愈疾。珍禽时聚，毒虫屏迹。此则灵感之大略也。

呜呼，青鸳肇于西域，徒见其名；白马兴于中土，（景）[竟]隳其志。未如此寺殊功圣迹，亘古今而常存者也。

先是，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皇统初，缁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惠公法师住持。师既驻锡，即为化缘。富者乐施其财，贫者愿输其力，于是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厨、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轮奂一新。又创石垣五百余步，屋之以瓦二百余楹。皇统三年二月起工，六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师又以灵岩古刹既为灰烬，护国大碑又复摧毁，胜概不传，居常叹息。欲表前踪，以垂后世，乃砻巨石，谒文于予。予既闻师名，又嘉其志，遂不复辞，为摭实而书之。

师名禀慧，姓王氏，弘州永宁人。幼于天成县幽峰院出家，受具。自十八岁讲《华严经》、《摩诃演论》，辩折疑微，听者常数百人。四十五散徒游方，即其所传。天眷元年，奉圣旨传菩萨戒。皇统三年，转运司定充本寺提点，申行台尚书省，继准唐堂帖。师性明悟，威仪端重，一方钦仰，建化之功颇多，至于石窟为最（玄）[云]。

皇统七年，夷门曹衍记并书。传菩萨戒、提点大石窟寺沙门禀慧助（辩）[办]。经武将军、前西京军器库使、骑都尉、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庆祐，前西京……

癸卯年腊月二十四日，予自东胜来。是日，宿于寺之方丈，受清供。次日，达西（江）[京]。次年二月八日，始录上草本于何尚书思诚东斋。

附注：此碑早已不存。1947年由北大宿白先生整理图书时发现缪荃孙抄本。1983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顺天府志》全一册，出版说明中记述：“顺天府志为缪荃孙于清光绪丙午（一八八六年）自永乐大典四千六百五十卷顺天府七至十四抄出。永乐大典内顺天府共二十卷，时仅存八卷，后均佚逸。缪抄题为顺天府志，今仍之。”该志《卷七·寺》刊印了该碑文抄写影印文字（第69至79页）。《永乐大典》抄写内容来源于元人熊梦祥《析津志》，此志早已散失，1983年9月，北京图书馆善本组从多种善本书辑录而成《析津志辑佚》，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金碑》弥补了唐代至金代云冈石窟历史的空白，在云冈石窟的研究中举足轻重。宿白1956年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3期,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对《金碑》进行了初步整理，在此基础上，他又在1978年第1期《考古学报》发表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1998年大同学者赵一德在他的《云冈石窟文化》（北岳文艺出版社 山西 1998年）一书第八章第一节《云冈十寺的兴废沿革》中，对《金碑》文字进行断句，补阙，并对十寺定名以及十寺位置进行了辨考。2005年，时任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研究院前身）张焯副所长发现《金碑》部分文字顺序抄写错乱，结合上下文重新梳理后，行文内容变得清晰明了。并据文中记述情况分析，他认为云冈辽代十寺中的护国寺即现在第1、2窟，与宿白认为护国寺是第7、8窟的观点不同。他的研究成果《<金碑>小议》,发表在2005年4月1日《中国文物报》，后录入2006年出版的专著《云冈石窟编年史》附录中。此处《金碑》录文，采用张焯梳理之后的内容，“（）”内为原文误字，“[]”内为张辨、补字，“{}”为张发现原语序错乱并调整归位部分。

另外，大同市现存三通金代碑：1、金大定二年（1162）《大金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碑记》云中段子卿撰。2、金大定十六年（1176）《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江东朱弁记。3、金明昌元年（1190）《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铭并续》初唐王勃撰。第1通立于下华严寺正殿内。第2通和第3通立于善化寺三圣殿内。这三通碑刻时间均相距14年。